中国和世界如何理解「政治犯」

2019-12-02  阅读 568 次

既然旺角事件已被政治定性,无论被控者想不想,他们也变成了政治犯。政治犯对这个社会又是怎样的存在?

普世和中国对「政治犯」有截然不同的理解。中国/香港人对政治犯的看法,往往是承接着帝制中国对于「造反」的脉络。与「杀人填命」这一类「一般罪行」不同,「反」是政治罪,是根据皇帝对一个/群人作政治定性而获罪,是非常主观的。例如中国的文字狱传统,皇帝可以指控帝国中的任何人谋反,就算现在没反,将来也可以犯。总之「君要臣死,臣不能不死」,实际上也就成了政治犯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师法共产主义和苏联,但对于政治犯理念却与传统中国出奇相似。在1997年前,官方可以随意在人民乃至党员头上扣上「反革命罪」,实际上「革命」甚幺,也是随意改变。「革命」在中国的内容,由土改、三面红旗大跃进,到闹出大饑荒,毛泽东下野,文革时期,再到改革开放,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,改变翻天覆地,革甚幺命尚且无人知晓,更不要谈反了甚幺革命。

1997年后,「危害国家安全」罪取代了「反革命」罪,近年则多以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」控告。由罪名的变更,可以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,由苏维埃革命政权(有一个革命事业要守护)到主权国家的过渡。(由于主权是至高无上,所以不能颠覆,外国亦无权干预审讯)。

但无论如何,这些罪的本质仍然是谋反罪。历来获罪之人,从网民、律师、作家、艺术家、共产党员、环保人士,不一而足。对于大众来说,一旦被统治者定性为谋反/反革命/煽动颠覆国家政权,人民就会视其为异类,或者是基于东方式的集体主义,他们会认为这些政治犯独持异见,是搞事、破坏稳定,阻碍经济发展,等等。

西方则有研究和高扬「政治犯」的传统。政治犯被视为反对社会不义、不为自己而为大众谋福祉的斗士。拉斐尔.加洛法罗将「犯罪」分为「自然犯罪」以及「政治犯罪」。「自然犯罪」的例子之一,如杀人放火,绝大多数是自利的;但「政治犯罪」是利他的,通常他们只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。而损害统治者利益,通常都会导致大众利益的促进,乃至整体社会的进步。所以「政治犯罪」又被「犯罪社会学」(Criminal Socialogy)视为令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。这里就看到一种东方和西方对政治犯的不同看法。

在帝制乃至今日的中国,一个人被定性为「谋反/反革命/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」之后,政权使用如何不人道的手段对待该政治犯,都会被视为合理,因为该人「罪犯天条」。而在欧美的国际法条约体系中,「政治犯」是需要额外保护的人。一些国家会对受到国家迫害的政治犯提倡庇护,以及拒绝迫害国引渡「罪犯」的要求。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,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撰写的《法国宪法》(1793),该传统距今已有近二百年历史。

台湾虽然被视为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地方,但他们对待政治犯的态度,却是与上述的欧洲传统接轨。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败退台湾,实行长期戒严,压抑岛内的人权和民主进程,二二八事件、停电造票(中坜事件等)、政治暗杀政敌(林宅血案、江南案等)无日无之。1979年,党外人士发起游行要求民主,遭血腥镇压,军警包围和挑衅民众,令民众失控,亦与香港民众的情况类似。

之后国民党政府大肆搜捕异己,对他们进行军事审判。其中不少社会活动人士被控「叛乱罪」,包括施明德、黄信介、林义雄、 陈菊、吕秀莲等,都去了坐牢。

但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唾弃他们,反而认清了他们是追求台湾人权利的先行者。后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独裁统治之后,这些政治犯循正常选举参选,成为政界的中流砥柱。陈菊成为高雄市长,一直胜选;吕秀莲做过副总统,而在美丽岛大审判中帮助党外人士的律师陈水扁,之后亦扶摇直上,成为带领民进党击败国民党,取得中华民国执政权的总统。

可见在现代文明世界,政治犯并非反社会罪犯,不是破坏者,而是非常重要的进步力量。正是这班台湾的政治犯,冲破国民党长达三十年死气沉沉专制统治,带领台湾进入新时代。

香港的政治犯亦是因为抱着令香港进步的初衷,而受到统治者的特别「重视」。统治阶级眼中,他们是「政治犯罪者」,是暴徒。但在普世的标準而言,他们是正面、进步的力量,而他们亦值得香港人和整个世界的同情和扶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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